以互联网思维审视政府和市场的新界限

2017-12-14 10:49   来源:  《国家治理》周刊 作者:     王金水、卜安洵

随着网络技术的日新月异,互联网逐渐从一个技术概念上升到形而上的思维境界。“互联网+”的未知远大于已知,未来空间无限。这也对传统的政府管理模式形成颠覆性的挑战,倒逼政府主动拥抱互联网,打造从内容到平台,以及到服务的新模式。

“互联网+”带来的功能重构

去界:“链接一切”

工业时代的经济基础是专门化的资源和能力配置,相互之间有个“界”;而现在的大数据、云计算把这些“界”逐步去掉了。于是,“链接一切”的时代来临了。

举一个例子,人们出行需要交通工具,要么选择公共交通,要么拥有私车,公共交通拥挤时一部分人需要站着,而很多私车都有闲置的座位。一边是对座位这种资源的强烈需求,一边却是在浪费这种资源。“互联网+”可以让二者形成一种脱离空间限制的供求关系,将用户与分布式的空间资源链接起来,这就是LBS(Location Based Service,基于位置的服务)。“大鹅网” “开开网”“切客网”“领地网”“网易八方”“嘀咕”“酣逗身边”“碰友”“飘信”“随手寻”,新的创业项目在不断迭代……在工业时代,“空间”资源在功能上是专用的,在产权上是专属的,而网络时代的“链接一切”,催生了兼用和共用的模式创新,促进了更高的资源利用率被释放,同时也减少了“外部性”。

再穷的人,也拥有他不用的东西。那些随年龄段而变的用品,那些随工作性质而变的工具,那些随着生活环境而变的设施,我们往往只使用了很短的时间,却一直占有它们。从交流自行车、相机、工具、乐器到各类物品及服务,二手交易、以租代售等广受欢迎,就如同沃尔玛前高管Andy Ruben创办的旧货分享平台Yerdle,是为了“通过社交分享旧货减少两成消费”,“成为与亚马逊并驾齐驱的新一代零售业核心”。在中国,短租领域的“蚂蚁短租”“小猪短租”“途家网”“天天如家”,餐饮领域的“妈妈的菜”“回家吃饭”“有饭”,办公领域的“马上办公”“联合创业办公社”“SOHO 3Q”等已全面开花。

去介:告别“渠道之王”

在工业时代,随着专业化分工的不断深化,必须设置出各种各样的中介。交易需要商场,融资需要银行,教育需要学校,看病需要医院,还有电视台、旅行社、门店、前台……这导致产供之间有70%的成本发生在渠道环节,引发了诸多问题,如银行的低效导致资金成本居高不下,学校的僵化导致每年近千万的毕业生不能学以致用,医院的低效让看病难和看病贵问题积重难返等等。网络时代的到来,使得我们终于可以找到更好的模式——去中介。

去掉商场,迎来网店,电商开始兴盛。原来的商场经营逐步转向直接消费,融购物、餐饮、娱乐和社交于一体。当网店作为交易“中介”逐步显现低效和高成本时,去掉网店又成必由之路。这就是风行天下的O2O,它让供需之间形成无缝对接,而码上淘、微店、购物圈、企业号等,代表了“BAT”(百度、阿里巴巴、腾讯)寻找下一代交易载体的“迭代”努力。交易“去介”的未来,是智能互联后的全新购物场景。物联网让每件交易对象(或体验对象)都有唯一的数字身份,消费者通过任意接触点都可以实现买卖、分享甚至加工。

银行曾为自己的“高大上”付出了过多的成本,而P2P则轻装上阵,一路风起云涌。“人人贷”“宜信”“有利网”“宜人贷”“融贷网”“易贷网”“速帮贷”“合盘贷”,以及一路高歌猛进的“陆金所”,使得资金的供需就像商品和服务的电商化一样,获得了直接的合作机制。金融去介的另一种努力促进了第三方支付的出现。除银联老大之外,支付宝、百度钱包、微信钱包一一闪亮登场,“快钱”“汇付天下”“易宝”“拉卡拉”“盛付通”“网付通”等“新秀”也接踵而至。

去诫:一切回归人性

媒体在工业时代是专业专营的特区,为实现全社会公约和良秩,媒体需要选择性报道,从而引导正确的社会舆论,它代表着意识形态的主旋律。进入网络时代,大家忽然发现自己的意志不再需要被代表,自己的声音完全可以直接发出。微博、微信等开放的平台成了他们发声的载体。目前第一线的自媒体,微博千万粉,微信百万粉是初级门槛。特别是微信平台上坐拥百万以上粉丝的自媒体,正在市场上高歌猛进。凯文·凯利在《失控》一书中说,如果一个人有1000个铁杆粉丝,他只要向粉丝提供自己的“作品”,就可以衣食无忧。自媒体依托或创造的,正是粉丝经济。人们愿意供养其心中的偶像,为自己的好感和关注买单。

在工业时代,我们习惯了以理性与感性区分人的决策和行为。当大数据和云计算“代替”人脑,进行比人的思考更靠谱的关系判断时,人的独特能力就只剩下了“感性”。于是一切围绕“体验”的改进和创造成了价值提升的关键。

首先,经营场景体验化。源自新加坡的“邻里式”社区中心,正在改造我国传统的小区开发与物业;源自美国的“娱乐化”购物中心,也在以万达为代表的商业体中发扬光大;源自日本的“绿色化”公共空间,同样在中国各地造景工程中一一亮相。其次,产品设计宜人化。苹果引领了产品设计的宜人化。商业世界的种种用心,要么用以适应人的生理特征(易用和省力),要么用以适应人的心理特征(识别、防呆、舒适、优美)。最后,营销努力体验化。如贵族化、响应式服务(海底捞),代入式、定制化体验(家俱、服装、旅游等3D模拟),亲友式、关怀型的沟通交流(从保健品到保险无不如此),创意式、戏剧化促销设计(限时竞价、一元众筹),以及观光式、基地化深度营销(农业、现代制造基地等)。

重构:分享经济深入人心

过去多人合作的事务,在今天为什么可以独自完成?因为数据、知识及工具都平台化了,每个个体可以即时获得来自云端的柔性支持。最先应用的,是程序化且重复性的操作。比如银行终端POS机,从查询、存取的简单功能,扩大到包括开卡和销卡在内的全功能应用。再如加油站的自助化,检票站的自助化,甚至超市收银的自助化。更高级的应用,例如自助检测、自助诊疗、自助生产和自助提货等,也开始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

参与经济的魅力更为明显,客户员工化将是大势所趋。无论是消费品还是工业品,用户不再满足于对成品的挑选和购买,他们希望能够更进一步,即参与到设计、采购、制造、包装、质控及物流过程中,当然是以“在线”而未必“在场”的方式。如小米的米聊,LinkedIn的个人档案,以及微博和微信,甚至淘宝的光棍节定制。我们会发现,从构思到生产出成品的全过程越开放,就越能吸引顾客。同样的道理,顾客对某产品的想象和期待投入得越多,对其依赖感就越强。

自主经济的未来,是对资本模式的革新。每家企业,将由一开始的“资者有其股”,演化成“劳者有其股”,最后的趋势将是“用者有其股”。出资者、经营者和消费者合为一体,消费即投资,用户即股东。企业的本质不再是市场交易的替代,而是自由人的联合体,企业的目的不再是追求利润,也不是创造顾客,而是满足其成员不断增长的物质和精神需求。

分享型经济认为未来社会是零边际成本社会、协同共享的社会。使用权胜过了所有权,可持续性取代消费主义,合作压倒了竞争,资本主义市场中的部分交换价值被协同共享中的共享价值所替代。“Uber”“跑腿兔”“空中食宿”等正在快速发展,人们从彼此而不是从集中化的结构那里获得自己需要的东西,追求所有权是一种过时的行为,分享和短期租借,而不是购买或长期持有某种东西,是今后的趋势。“互联网+”从一个技术概念逐渐上升到形而上的思维境界,它是一种对市场、用户、产品乃至整个商业生态重新审视的方式,体现的主要是注重“以用户为中心”,强调信息在生产、交换和传播中的价值。

去界——一切过去被分隔的资源,而今广为链接;去介——一切过去要依赖的渠道,现在纷纷破除;去诫——一切过去须遵循的陈规惯例,逐渐被摒弃而回归人性。

“互联网+”带来的政府治理转型

互联网思维带来的不仅是新的商业、服务模式,其在改造传统产业的同时,也影响着人们的思考方式及政府机构的运行模式。我国的新旧产业和发展动能转换正处在接续关键期,要想稳定经济增长、调整经济结构,亟须用足“互联网+”这个大变量,使之释放出源源不断的新动能。国务院2015年5月印发的《2015年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转变政府职能工作方案》提出,2015年要重点围绕阻碍创新发展的“堵点”、影响干事创业的“痛点”和市场监管的“盲点”,拿出硬措施,打出组合拳,在放权上求实效,在监管上求创新,在服务上求提升,在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法治政府、创新政府、廉洁政府和服务型政府方面迈出坚实步伐,促进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互联网“去界”“去介”“去诫”的三大特性带来的必定是一个“小政府,大社会”。在这一格局下,政府如何真正把民众当成客户?如何开门搞改革?如何由人民群众和实践来评判和检验改革成效?这些都是简政放权要涉及的关键问题。

积极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信息化手段,探索实行“互联网+治理”的新模式,是当前政府职能转型的重要抓手。网络社会在本质上是人类知识外化所形成的虚拟生活空间,是超越农业、工业时代的“智业时代”。面对“互联网+”带来的社会发展新形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改革原有的单向度、以行政工具为主的社会管理体制和模式,以适应碎片化、高度流动性的网络社会新环境,考验着党和政府的治理智慧与治理能力。为此,党和政府必须积极转变治理思维,探索科学的网络治理模式,实现网络治理与现实治理的有机结合。面对“互联网+”的倒逼机制,政府需要切实简政放权,“要以权力的‘减法’,换取群众满意度的‘加法’,同时激发出市场活力的‘乘法效应’”,通过简政放权,让改革红利充分释放,让市场活力全面迸发。简政放权,对政府部门而言是一个自我革命的过程,也是政府的一次“全力转型”,转型志在“提效”。

网络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执政党和政府需要在创新网络治理理念的过程中,在对立与融合的矛盾心态中实现从不适应到逐渐适应再到最终完全融入的嬗变,要在构建互联网道德自律机制和法治建设机制的进程中,不断提升自身的网络治理能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最终实现现实社会与网络社会的良性互动。

(本文作者分别为中共江苏省委党校、江苏省行政学院教授,南京大学国际商业模式研究院研究员。本文系2015年度全国行政学院科研合作基金课题“网络社会与政府治理现代化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之一,批准号:15HZKT041)